第15章

严歌苓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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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小曼在接受少先队员鲜花,接受全国老百姓赠送的成堆的糖果糕点牛肉干时,是否想起那特有的食品包装的窸窸窣窣?那时她听见同屋女兵抽屉里响起塑料袋或油纸包的声音,就会赶紧回避,拿起暖壶装着出去打水,或者端起脸盆假装出去洗衣服。她怕别人相互请客吃零食不请她,却也更怕请她,因为她没法回请。成都恶劣的副食在全国是很有名气的,所有女兵都指望后方的家长们建立由北京、上海至成都的零食运输线,通过邮局和列车上的熟人,抑或出差探亲的战友来保障运输通畅。小曼想到一个办法:从她这一头起始来建立这条运输线。一次乐队指挥去上海抄总谱,何小曼花了半年的薪金节余,买了条西藏出品的毛毯,托指挥带给她母亲。她相信母亲收到毛毯会跟她礼尚往来的,会托指挥带些回赠给她,这条运输线就算开始通行,以后也会一直运营下去了。乐队指挥从上海回来,何小曼得到的就是一封信,母亲在信上为女儿的孝心感动,孝心领了,但提醒她西藏的毛纺品到底粗了点,以后不要再上当了。

    “你不要悄悄地流泪,你不要把儿牵挂……”

    假设这嘱咐是儿子向母亲发出的,被嘱咐的一定是亲妈,嫁给继父的母亲就不再是亲妈。母亲也许会悄悄流泪,但同时庆幸不必再把小曼牵挂。小曼远行三千里,母亲为她梳了那样难以拆散的发辫,就是把所有牵挂一劳永逸地给予了,从此可以释怀。

    “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,你会看到盛开的茶花。”

    什么伦理?什么逻辑?假如茶花盛开就意味着儿子没了,亲妈们宁愿天下没有山茶树!

    歌里的儿子无比抒情浪漫,向亲妈做善后交代:“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!”

    假如小曼在拖着那个男护理员回包扎所的途中光荣了,换成山茶花陪伴母亲,母亲答应吗?也许母亲宁可山茶花陪伴;少了小曼,母亲的家庭便完整了:老革命丈夫,儿女双全,山茶花替代了小曼,无语无欲地陪伴,点缀装点地陪伴,母亲的心从此解放了,自由了,不需要再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来回变形了。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再见吧妈妈!有没有山茶花陪伴,小曼反正是早已再见了妈妈。

    应该说年轻的政治部主任颇有才华,把战地天使的心理活动杜撰得催人泪下,坐在大礼堂里的中学生们哭了。坐在最前排的几个女孩哭得呜呜的。小曼是不会哭的,有人疼的女孩子才会哭。她在跟母亲单方面永别时都没有一颗泪珠。她合上演讲稿,也合上一九七七年那个春天。杨花似雪的春天下午,她收到母亲的信,说有个叔叔将到成都出差,她请他为小曼带了些上海的零食。小曼在大门口从叔叔手里接过一个大网兜时眼泪几乎流下来,那是她替母亲屈出来的眼泪,她错怪了母亲而母亲不计较她,她为此而生出泪来。她是怎样跑回宿舍的?她是怎样在跑回宿舍的沿途邀请每一个人的?“来吃吧!我妈给我带好吃的来了!”女兵们出于好奇,朝她正在拆散的纸包里张望,最后看见的是一堆小袋包装的盐津枣,用切碎的橘子皮腌制晒干,不雅别号叫“鼻屎”,两分钱一袋,那一堆一百袋是不止的,一粒一粒地吃,母爱可以品味到母亲辞世。那么大个网兜还装着什么?一个塑料油桶,一个信封,信封里有一封信和一沓全国粮票。母亲听说四川黑市活跃,全国粮票可以换到炒菜油,她要女儿替她做一次黑市交易。小曼看着堆成一座小山的盐津枣,才明白如此廉价的零食也是不能白吃的,这是母亲给她做黑市交易的报酬。

    那一次我们所有人收起了刻薄,在小曼可怜巴巴邀请我们分享盐津枣时,都上去拿了一袋。小曼还是满足了母亲,粮票换菜油成交了。那个叔叔来取菜油的那天,小曼委托同屋的女兵代交,自己假托去门诊部做腰部理疗。实际上她哪里也没去,就站在公共厕所里,从砖头垒砌的空隙看到叔叔拎着满满一桶菜油,以那种圆满完成任务的轻快脚步走过去。

    那以后,我们记忆里的何小曼更沉默,更溜边,不再像过去那样,当我们提起母亲时她会突然兴奋,会把她母亲吹嘘成一个大明星:她母亲在时髦的上海人里风头也是足的,一件黑丝绒西装,一根雪白纱巾,走在马路上,没有人不看的!那件黑丝绒西装多少次给邻居借去做样子,裁剪出来,穿在她们身上就是不对,没有她母亲的腰身啊!为了让大家信服,她还会拿出一张一寸小照片,是两个女人的合影,小曼指着上下两张从画框外斜着伸进画面的脸蛋让大家猜,哪个是她母亲。没等人开始猜,她便咯咯地笑着说,两个都是,她母亲年轻时,上海照相馆里时兴过这种噱头,一个人扮成两个人。背后我们说,也就那么回事儿嘛,好像我们没见识过美人儿似的!

    黑市交易成功,母亲对女儿的交易本领有了把握,紧接着给小曼打了个长途电话,派下来又一桩交易。母亲听说成都的少数民族商店卖一种藏药,可以滋补老年男性,但没有少数民族身份却买不来,小曼曾跟母亲说到过团里招收了一个藏族歌唱家,是否可以麻烦歌唱家,把她的少数民族身份证借用一下?小曼简短地告诉母亲,藏族歌唱家早回西藏了,试用期都没满就走了。母亲说:“真的?!怎么会呢?!”小曼懒得跟她解释,藏族歌唱家因为受到美声发声训练而失去了原来的好嗓音,被团里退了兵。她只是说:“妈妈再见!”就挂了电话。她站在电话机旁边,手搭在话筒上,站了很久,为了让自己感受孤儿的独立自由、无牵无挂。二十多岁做孤儿,有点儿嫌晚,不过到底是做上了,感觉真好,有选择地做个孤儿,比没选择地做拖油瓶要好得多。

    “假如我从战场上胜利归来,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……”

    歌里的儿子不会懂得世上还有小曼这样的女儿,因为他无法想象世上会有她那样的母亲。

    一九七九年四月的这天,何小曼是太阳,四周簇拥着多少向日葵一般灿烂的年轻小脸!也就是他们这样的年华吧?她带着母亲给她梳的两根“法国辫子”,投奔三千里外的新生活。她那么不舍得拆散辫子,最后它们竟然拆不散,竟然只能被剪断。“剪断”最不麻烦,是更好的持续,父亲不也是选择剪断?剪断的是他自己的生命,剪断的是事物和人物关系向着丑恶变化的可能性。她在一个个笔记本上签名,她的名字就剩了两个字:“小曼”。剪断了呀,她难道不该给自己一份无需从属的自由?她笔下流动着“小曼”“小曼”“小曼”,父亲给予她的,她从母亲手里收回了,把不属于她的还给了母亲和继父,她不需要那个“何”字,何小曼?何为小曼?何人的小曼?小曼只能是她自己,是自己的。

    小曼每天要接受多少崇拜!把我们给她的欺凌和侮辱千百倍地抵消,负负得正,而正正呢?也会相互抵消吗?太多的赞美,太多的光荣,全摞在一块儿,你们不能匀点给我吗?旱就旱死,涝就涝死……小曼签名签得手都要残了,汗顺着前胸后背太阳穴淋漓,是不是又在发馊?肯定是馊了。报纸上的大照片上的,哪能是她小曼?只能是另一个人,看去那么凉爽清冽。而小曼动不动就被汗泡了,被汗沤馊了,馊得发臭。她开始摆脱人们,向人群外面突围,签字的奖品钢笔也不要了。几条胳膊拉住她,还有我,还有我,您还没给我签呢!所有的年轻小脸都凑到她身上了,别忘了,你们过去可是不要触摸我的!

    这天晚上,她回到军区第一招待所,门岗叫住她,递给她一封电报。被她永别了的母亲,居然要来看她。夜里,小曼躺在这家高干招待所的席梦思床上,想着一个问题,是她变成了另一个人,还是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,人群变成了另一个人群?或是母亲变成了另一个母亲,由疏变亲由老变小,变回那个接受了父亲千般爱抚而孕育了她的亲妈?还是把她变回了一个生命新芽,在亲妈子宫里回炉,然后以新名分问世?她分明有了新名分,只是个不适合她、让她不好意思、不敢当的新名分,因为她没有亲妈为她回炉。早晨,她在《再见吧妈妈》的歌声里惊醒,感到过分饱胀,满肚子都是《再见吧妈妈》的歌词,无法消化,也无法呕吐。她还觉得胸闷窒息,气管里肺里都是那歌声,她不能变成山茶花去陪伴妈妈,她不能变成任何人,她还要做她自己,哪怕受人歧视,招人嫌恶,还是要做她自己,除了母亲的子宫给她回炉。

    我后来遇到刘峰,听说小曼突发精神分裂,就去了她住院的军区总医院精神科打听。那时她已经被转入更加专业的精神疾病医院——重庆歌乐山医院。我听说的是这样的情景:那天早上,“战地天使”何小曼打开窗户对楼下跑操的人们叫喊:“停!让他停!别唱了!”

    所有跑操的人、扫院子的人都停下来,看着她。她的头发蓬得像一个超大的黑色蒲公英。

    “停!别唱了!”她对着天地中的歌声嘶喊。

    服务员打开她的房门,讲稿被撕碎了,成了雪片,把她脚下的地板下白了。她对服务员说:“我不是战斗英雄,我离英雄差得太远了。”

    她一直咕哝这几句话,上午的报告会只能取消。下午招待所来了个中年女子,说是从上海来,来看她的女儿何小曼。女人左手拎一个旅行箱,右手拎一个网兜,网兜的内容人们是看得见的:一个金属的大饼干筒,一个大糖盒,都金光灿烂,在成都人看来,光是空盒子空筒就价值连城。网袋里还装着一大串香蕉,成都人早忘了香蕉长什么样了。女人个子不高,不过被手里辎重坠得更矮。服务员跟女人说,她女儿今天到现在还把自己锁在屋里,插着门,谁也进不去。

    女人跟着服务员来到那个房间的门口,服务员试着轻轻敲门,没人应声。此房间朝南,大好的光线把一双鞋的两个半高跟影子投射在门缝下,屋里的人显然背贴着门站着,而怎么敲门、叫门,那双脚就是一动不动。

    中年女人推开服务员,对着门缝轻声呼唤:“小曼,开门啊,妈妈来看你了。”

    门里有了点声音,皮鞋底和地板在摩擦。门内的人在转身,从背靠着门转成面对着门。

    “曼曼!开门呀!”

    换了的称呼使门里的人拔掉了门栓。

    “曼曼!”

    门开了,何小曼容光焕发,新军装新帽子,胸前别满军功章纪念章,肩膀上斜挎着一根红色绸带,绸带中央是个大绣球,简直就是个年轻的女元帅。她眼里也是英雄照片里那种直面未来永垂不朽的目光。中年女人往后退缩一步,用服务员的半个身体做她的掩体,先看看这个年轻女元帅怎么了?明明活着,怎么就进入了这种永垂不朽的状态?

    此刻她听见小曼诚恳地低语:“我离英雄差太远。我不是你们找的人……”

    她就这样从母亲和服务员面前走出门,沿着走廊往前走,只有这一句话:“我离英雄差得太远……”

    她就那样下了楼,在《再见吧妈妈》的歌声里走进了大太阳底下。中年女人恍过神来,这真是她的女儿何小曼。她跟着奔跑下楼,网兜里的饼干筒糖盒子也一路敲锣打鼓。

    何小曼在招待所院子里被警卫战士拉住,因为一辆首长的轿车从楼后过来,差点把她撞倒。首长的轿车不撞她就要撞围墙。何小曼的母亲这时发出一声哀号,两手捂住眼睛。她以为女儿没有牺牲在前线,而牺牲在首长车轮下了。首长却落下车窗玻璃,大声呵斥:“疯了啊?往哪儿撞?!”

    当看见小曼浑身徽章、光荣花、彩带,是个女英雄,首长不吭气了。首长从轿车里下来,看出什么端倪来,问小曼:“小妮子,你怎么了?”

    小曼脸上是一个天使的微笑。

    何小曼在精神科住院的一年,就一直带着这样的天使微笑,无忧无虑的,亲和善意的,似乎对自己被拘禁在极有限的活动空间,每天一把一把地吞食药片毫无意见。也似乎精神科就是她的天堂。住进医院的第五天,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来了,对于他,何小曼神态中没有任何记忆的痕迹。就像对她的母亲,她既不表示亲熟,也不显得陌生。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是带着噩耗来的,但他见到何小曼之后,把裤袋里的电报又摁了回去。电报告诉小曼,她新婚不久的丈夫阵亡了。

    小曼知道丈夫牺牲是一年以后。那时她的病情稍微好转。消息是由她的主治大夫转告的,因为烈士遗物、存款以及抚恤金之类,一堆表格,需要烈士遗孀签字。没有小曼的签字,烈士在老家的父母无法享受儿子以生命给他们换取的微薄好处。主治大夫是小曼最信赖的人,当他把发生在一年前的噩耗告诉小曼时,小曼接受得很平静。大夫怀疑她是否听懂了,但第二天他确信她懂了,因为在她的病床边,放着一张二寸照片,还在漱口缸子里插了一把草地上采来的金黄色野花:那种除草剂都除不净的蒲公英花。二寸的结婚照上,小曼和丈夫似乎还生疏,笑容都有些不好意思。那个曾经受过小曼护理的排长,黑瘦的脸,眼睛很亮,但眼神呆板。小曼曾经过失望的沧海,遇见第一个岛屿,就登陆了。